草木未华实，去摧折他，便割断了生意，便死了，如何会到成实。

秩序的完备状态在《礼运》中具有通人人（人伦完备）、通天人（神人协合）、通古今（古今通达）的三重向度，三者构成秩序之文在历史中的展开的敞开或显著化（明）。[40] 卫湜：《礼记集说》第54卷《礼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册，第138页。

鬼神本来是生物死后的气与魄，但通过将之命名为鬼神，并制作报气报魄[17]的仪式化生命现场，而使得在自然界中本来就有的对待死亡的方式转化为人伦秩序的环节。仁以行礼，则礼体也，仁用也。[83]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4册《礼记章句》，第547页。第2节同样包含了两个时段，中古神农及五帝并三王之事。[14]换言之，礼制（秩序的创建）其实是天人交互作用的产物，也是人会通天人的最重要方式。

[69]神农氏的制作在于发明农业与市场，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而有等级秩序，正是日进文明的表现。[49]即便后退一步，站在孔颖达所理解的宗庙之祭的立场来看本节，也可以看到本节中的上神与天已经超出祖先神的范畴。其著作大多已失传，得以流传后世的主要有探讨乐律学的《律吕古义》等，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亦保存了其论述天道、心性问题的部分文献。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主张将洪、庞视为甘泉学的正传。一方面，它使得甘泉学的发展脉络愈来愈模糊，到了湛门三传弟子冯从吾、刘宗周等人那里，已难觅甘泉学的踪迹了，他们要么创立了各自独特的思想体系，要么逐渐与关学或阳明学合流。盖先生精思力践，多所自得，非其心之所安，其不欲同于人也如此人若尽力呵护、存养这种道德禀赋，并使之成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以及行动的指南，那么，人终究会不断迈向至善的境界。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第199页）（二）吕怀未能准确把握湛、王工夫论的枢要。至于如何崇礼，唐伯元认为需要兼顾内省与外修。

王道晚年刊刻了他的《老子亿》一书，更是引起了湛氏的不满，原因在于此书混淆了儒、道之别，湛氏由此而将王道视为异端。与唐伯元一样，杨时乔亦师从吕怀，且倾向于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理学。杨时乔对此痛心疾首，他效仿孟子力辟杨、墨的做法，请令诸臣讲学惟遵孔子，为科试文字惟遵传注（杨时乔撰，第660页）。他年轻时受到了阳明心学的直接熏陶，笃信吾性自足的观点，在工夫论上则强调反躬内求、直觉顿悟。

当然，他对师说既有继承，也进行了较多的改造、修正。洪垣（1507-1593），字峻之，号觉山，江西婺源人，嘉靖年间进士，历任永康知县、温州知府等职，后退隐家乡，其传世著作主要有《觉山先生绪言》《觉山洪先生史说》。其二，倡导崇礼说，主张将内在的心性修养与外在的礼仪规范融为一体。本文以上将甘泉后学划分为五种类型，即甘泉学之正传、会通湛王之说者、得甘泉学之一隅者、偏向于程朱理学者以及湛门另类人物，并简要评析了各个不同类型主要代表人物的核心学说与思想特色。

[11]《明史》（第24册），1974年，中华书局。吕怀（1492-1573），字汝德，号巾石，广信府永丰（今江西上饶广丰区）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少卿。

唐伯元进而指出，如果把心作为判断天下是非的准则，忽略礼法制度等外在的客观法则，将难免走向主观臆断。就外修而言，唐伯元则主张‘齐明盛服，‘非礼不动（同上，第153页），即做到仪表端正、言行举止皆能符合礼仪规范。

湛若水晚年以蒲葵笠与弼唐以为传道之契（屈大均撰，第45-46页）。自此以后，他便与湛氏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唐枢所谓的讨即湛若水所言的体认或王阳明所言的致。唐伯元还将王学末流之弊归咎于阳明本人，并于万历十三年（1585）向朝廷呈上《从祀疏》，强烈反对将阳明从祀孔庙，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抑制心学的发展，巩固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比如，湛若水就说：诵诗三百，达政、专对，气质之变化也。不过，唐枢、蒋信在此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故本文将他们单独列出来加以论述。

洪垣认为，要体认天理，就应用功于日用常行之中，做到内心虔敬、外表端庄。[3]洪垣撰，2002年：《觉山先生绪言》，见《续修四库全书·一一二四·子部·杂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

[16]《唐枢集》，202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王道此后又转投湛门，但他也未能尽守甘泉学说，甚至有溢出师门乃至儒门的倾向。

此学派人数众多，流传较广，在中晚明儒学发展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蒋信在中晚年时期基本上归宗湛门了，他所谓的道统说即较重视陈献章、湛若水这一学脉。

 参考文献：[1]古籍：《吉阳山房摘稿》《老子亿》《王文定公文录》等。而先生所著大学古本诸说，即甘泉先生亦未尽以为可。吕怀之前的很多宋明儒家也宣扬过变化气质说，但尚无人将其抬到如此的高度。蒋信（1483-1559），字卿实，号道林，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嘉靖年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贵州提学副使等职。

知止则意味着人对自己的人生目标、社会使命等具有清醒的认知与恰当的定位，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何迁的知止说偏离了甘泉学的核心论旨。

湛若水晚年曾邀请他主持位于广州的天关书院，此举乃有临终遗命的意味。判吉凶，别人鬼，虽大圣犹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学乎（唐伯元，第91页）的感慨。

比如，他所倡导的勿忘勿助则义集，人欲泯而天理流行矣、不睹不闻，即吾心本来中正之体（《明儒学案》，第913页）等观点与湛氏的相关论说就较为相似。何迁是湛若水的入室弟子，不过，他对师说的继承既不系统、全面，也未能紧扣师说的核心论旨，这从其倡导的知止说即可看出来。

随处体认天理、致良知既是湛、王的哲学宗旨，亦分别是他们工夫论的枢要。四、唐伯元、杨时乔：彰显甘泉学之程朱理学面向湛若水的学说尽管大体上可被定位为心学，但其建构的心学思想体系远没有陆王心学纯正，而是对白沙心学、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张载气学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融汇吸收，他在理气观、格物论等方面尤其受到了程朱理学的影响，其学说带有明显的程朱理学的痕迹。[12]庞嵩，2016年：《庞弼唐先生遗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因而，庞嵩所理解的随处即指无一时无一地而不然也（庞嵩，第88页）。

他认为：体认天理，是不离根之体认。以唐枢、蒋信为代表的折衷派。

当然，甘泉后学的多元走向也有其弊端。湛氏认为，王道的《老子亿》将会授人以柄，学者们由此而会质疑湛门学派所宣扬的儒家思想的纯正性，而且也使得他数十年来为乃师陈献章所做的澄清、辩护工作（即认为白沙心学没有流入道家）前功尽弃。

庞嵩阐发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说，还特别强调了时时刻刻这一时间维度。（《明儒学案》，第916页）可见，他十分强调变化气质，甚至认为除却变化气质，更无别勾当也。